阳春三月，春暖花开，又到了踏青时节。
记得十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我，约了几位北大校友，说好去给1940年3月5日病逝并埋葬于香港的老校长扫墓。可事到临头，各自忙乱，只好取消计划。此后，虽也多次路过香港，可总是来去匆匆，找不到合适的机缘。
眼看着又到了蔡先生的忌日，而且是非同小可的六十周年——按传统的说法，六十甲子为一周，又到了重新开始的时候。人在北国，无法亲临祭奠，只好遥望南天，以文代酒。
为一位非亲非故的先贤扫墓，无论如何辩解，都难逃“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家块垒”的窠臼。与十年前略有不同，这回的“别有幽怀”，主要落实在大学理念。纪念蔡元培，不提空灵的“学界泰斗”、“人世楷模”，也不谈显赫的“教育部长”、“中央研究院院长”，单单挑出一个相对平实得多的“北大校长”，并非出于私心，而是根源于我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理解。
在我看来，晚清以降，中国人通过“上法三代，旁采泰西”而确立新的教育制度的努力，以及其一波三折，很可能是理解百年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。在这其中，“大学理念”的形成与展开，又是关键的关键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格外看重蔡先生出长北大十年（1917—1927）所做的诸多尝试，以及其取得的今日看来近乎神话的巨大成绩。
两年前，在一则题为《“兼容并包”的大学理念——蔡元培与老北大》的短文中，我写下这么一段话，现在看来还没完全过时：“蔡元培对现代大学的理解，一是兼容百家，二是专深学术，此举既关思想，也及教育。百年中国，有独立的大学理念，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，不敢说仅此一家，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。这是因为，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，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；有其位有其识者，不一定有其时——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，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。”既然“天时地利人和”无法强求，今人之谈论教育改革，能否“挥洒自如”，也就是个很大的未知数。
好在后人之怀念蔡先生，有基于“功业”，但也有不少是缘自“精神”。诸多并未出任大学校长的读书人，之所以对蔡先生顶礼膜拜，可解读为无伤大雅的“教育迷”。就像“足球迷”有权利对着不太景气的中国足球指手画脚一样，“教育迷”似乎也有理由为不无缺陷的大、中、小学教育出谋划策。
假如承认教育对于21世纪中国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，那么，其利弊得失，理所当然应该由所有中国知识者而不只是教育家来承担责任。明白这一点，便不难理解为何有那么多不太“安分守己”的读书人会如此追慕蔡元培。
问题在于，“追慕”之后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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